这是一次沉重的经历，虽然我与我的爸爸之间似乎并没有出什么事。虽然此后的一切应该说是命运之神向着我们微笑。我是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考进去的大学生。在我接受再教育的那个知青点，只有我一个男生和另外两个女生考取了大学，我简直是天之骄子。我的家庭呢，七九年初爸爸被落实了政策（他在一九五八年曾经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被大会批判，而且受到了留团察看的处分），又提了一级工资，七九年夏他被推举为省美术家协会的筹备组成员。七九年底爸爸和妈妈又调到了省城工作，家搬了来，并且立刻搬进了新房子——八层楼上的一个小单元。由于新房子多了一间房，我可以少看到一些瓶子罐子。从我的亲戚朋友那里传来的也净是些好消息，这个出狱，那个官复原职，这个提级，那个调回了下乡的子女，这个平反以后找到了对象结了婚，那个头一天在结论上签字第二天就做准备去美国考察……
是福星高照吗？我怎么觉得别别扭扭？那个吃馄饨的晚上，我的上大学以后刚刚觉醒的对于美的向往、追求和爱，被粉碎了，像被那只黑白花的肥猫撞倒后爆炸了的铁皮暖水瓶。幼稚的、肤浅的、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的……如果它的创造者都用这样的词句去糟践它、抛弃它，那么，我不是更加幼稚、更加脆弱、更加可怜吗？为什么我要上大学呢？为什么我要和锦红她们接近？在农场的知青点，一顿饭吃六碗炸酱面，一次扛三百六十斤重的装大米的麻包，冒着大雨挖树坑栽树苗，顶着风卸生石灰和洋灰；坐在拖拉机上，迎受着铺天盖地的尘土，颠荡六个小时；以及晚间在男宿舍里听那些小野兽一样的肮脏的、侮辱女性的谈吐，那不是更好一些吗？滚它的吧，波光粼粼的湖水，滚它的吧，摇曳多姿的柳枝……最真实也最坚强的，不是美，而是庸俗，是众多的和污秽的玻璃瓶，是卤虾油和雪里蕻，是后门和风凰烟、茅台酒……我再教育期间，爸爸给队长送过烟和酒，送就送吧，他又哆哆嗦嗦，好像他不是送酒而是偷酒，唉，没本事干就别干这个！
在他画《湖畔》的时候他是“白专”，在他提着酒送人和在颧骨上加上了耳朵之后，他却被承认是画家了，这不荒唐吗？啊，我是多么痛苦！痛苦与觉醒俱来，睡着的人有福。爸爸曾经引用过一句据说是来自五十年代的苏联电影的话：“长眠就是幸福！”人是真正的贱骨头！如果“四人帮”不被粉碎，如果我根本无法哪怕是去试一试考大学，如果爸爸不被落实政策，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如果我们每天用紧张的原始的劳动来充塞我们的生命，如果我和爸爸妈妈大家每天总是诚惶诚恐，如果每隔那么些日子我们就开大会、表忠心，揪出这个，批斗那个，如果我们根本不提什么现代化、什么赶上西方的生产、科学水平，而是坚持认为我们从来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如果我们不给这个平反，给那个恢复名誉，不讨论真理标准而只是膜拜伟大英明……也许我快乐而满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再不济也比“宽严大会”上被歪戴上铐子押走的强！劳动上三四年，我也会抽上来，当不上工农兵学员也还能去卖肉、剃头、炸油饼。我可以一个月挣四十块钱，我可以有城市户口、商品粮、肉票、购货本；我可能托二胖小朱子搞木料，也保不齐地顺手牵羊从爸爸的画室里拿几块三合板、五合板，我可以一边打着五斗橱一边搞对象，这个不成换另一个，谈判成了亲嘴，谈判不成拉吹；我可以东家串来西家走，有了关系样样有；我可以喝酒行令，哥儿俩好，胖斯来呆（日本拳），老虎杠子鸡，你我英雄怕老婆；我可以通宵搬砖（麻将），亮四打一，中心五，曹操打鼓，戴高帽子，钻桌子，罚喝凉水……打完一宵牌就可以上批判会上发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心又何其毒也！
但是，当我睁开了眼睛，当光明照亮着一个又一个的角落，当各种人和事以他们自己的面目凸现出来，这一切就变成了不可忍受的了。
家搬到了省城，住进了楼房，爸爸笑声多了，看书多了，沉思也多了，胸部好像也稍稍挺起了些。人海浮沉，可笑！我每隔一个星期，回家一趟，自己说这是“歇大礼拜”，即使回来也很难找到共同语言。爸爸妈妈总是愿意追着我谈话，我却觉得他们不论怎么绕圈子，无非是两条目的：一、不要太偏激，变成什么“不同政见者”（可笑，对于大字报上的把戏，我从来就没有兴趣）。二、选择女朋友要慎重，因为我还太小。但他们告诉过我，他们是二十岁就恋爱，二十三岁就结了婚的。有一次爸爸激动了，他唱起了解放前后在他的学生时代最爱唱的歌，《跌倒算什么》、《团结就是力量》、《光明赞》、《年轻人火热的心》还有《红梅花开》，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唱这些歌儿的时候的经历，那时代，那生活，那火一样的青春。他的眼睛里含着泪花，他脸上显出了红晕，他说，他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而现在是他的二度青春。我好像看到了另一个年轻的爸爸。然而，当他异想天开地要求我学会他所喜爱的所有这些歌儿时，我却反感起来，难道因为你喜欢它们，我就应该喜欢它们吗？你是在什么情形下面唱的它们，而我现在又是在什么情形下面呢？我回答他的是：“爸爸，我也给你唱唱我上中学时候学会的歌！”然后我唱：“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当我看到他那种失望、愤怒而又不知所措的样子的时候，我真有点得意呢。
我变成了契诃夫小说的热爱者，我又时而写一些悲哀的诗。庸俗，野蛮，多么野蛮的生活啊！我好像戴起了契诃夫的夹鼻眼镜，用我那颗敏感的、温柔的、高尚的心发现着和透视着一切庸俗。李教授讲着他那二十五年前就写好了的讲义，而且口齿更加不清楚，又更加不许别人怀疑他的论断了——这是庸俗。大食堂里弥漫着蒸锅水和煮萝卜的味道，排队买饭的学生用筷子头儿敲着搪瓷碗——这是庸俗。阅览室里有人出声地打喷嚏、打哈欠，还有人嘴里发出生葱或者生蒜的气味——这是庸俗。看电影的时候相邻的两个人争着把自己的胳臂时放在同一个扶手上，不惜互相挤，互相碰僮——这是庸俗。领口硬挺或是有油污，手绢太肮脏或者太鲜艳，穿得太破或者太新，哼哼香港流行歌曲或者什么歌也不会唱，见人就要谈论外国或者从不谈论外国，认识所有小汽车的型号或者见到高级轿车就远远地躲开，张口就批评别人思想不解放或者张口就声明自己对一切新情况看不惯，男生说话女声女气或者说话粗鲁蛮横，女生而摆出一副“假小子”的架式或者做出一副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才女或者美女的架式——这也通通是庸俗……人们，我是爱你们的，然而，你们的生活是太庸俗了！我真想站在云端向着世界发出这么一个夫契克（伏契克）加契诃夫的呼喊，用刘秉义和魏启贤式的男中音。
然而，我向谁说呢？我在哪里说呢？我写下了一首诗，叫做《失却》，其中有几段是这样的：
似一曲不尽悲歌萦绕在我的心头，
你就是那歌中的最凄凉的音符，
时间令我识破了那么多虚伪丑陋，
心中便只剩下了冷漠与虚无。
往日的一切像一座隆起的坟墓，
我蒙受着永远失去你的痛苦，
梦魂若是一叶眷恋江河的扁舟，
就让它载着我飘洋过海把你寻求。
期待着有一天能再见到你的倩影，
像冻僵的百灵仍然在歌唱春之树，
向着大地我千声呼唤：你在哪儿？
我的纯真，我的青春，我的爱慕？
写完这首诗，我觉得自己确有才能。接到爸爸的电话，他要去北京出席什么会议——他倒是欣欣向荣！我说没有时间给他送行了，但我要给他寄一封信，我把悲哀的诗寄给他了，又加上一句话：“您和您的生活，已经变得多么庸俗了啊！”
我立刻收到了爸爸的回信，回信使我吃了一惊，原来，他也写诗，他写道：
那不就是我么，小小的恩府，这样年轻，
一样的悲哀，一样的心，一样的梦，
一样的善良所以一样地有点软弱啊，
我的儿子，我的未来，我的无穷。
她捉弄你，她嘲笑你，她什么也不给，
就是这样也要去爱，去追，去献出热情，
去爱生活，这就对了，这就是光明。
她浑浊，她肆虐，她吞噬着细小的生命，
就这样也要去扬帆，跨鲸出征，破浪乘风，
美丽的小湖以外还有大海汹涌！
她踢打、撕咬，摔你个鼻青脸肿，
就这样也要骑上去，紧握缰绳，
去追赶那颗最明亮的属于你的星星。
喊一声再见，告别那娇嫩的洁净，
来吧，海浪！来吧，太阳！来吧，狂风！
你终将得到生活这个野姑娘的爱情！
读完了爸爸的信我请假跑回了家里，却碰见爸爸正在和妈妈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吵架。妈妈为爸爸准备行装，爸爸说他的一件最喜爱的旧上衣被妈妈搞丢了。爸爸非要这件上衣不可。最后妈妈只好承认已经将它处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在M市了，在省城或者去北京，如果穿上那件上衣，就会被认为是上访的。爸爸问上访者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像上访者会成为一种耻辱，爸爸激动地说，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不能轻视上访者。妈妈说不要瞎搅和，你无非是小气鬼，舍不得花三十块钱买一件蓝涤卡新上衣。
现在让我们回到美术展览会上来。在一九八○年的春天，在这个细雨濛濛的时刻，我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我，五年前的我，以至一年前的我了。甚至于连契诃夫的那个夹鼻眼镜和他的（我想象的）温柔伟大的声音，也不那么吸引我了。如果把契诃夫调到我们这个省城来，除了叹息他又会做什么呢？而把一切都看得那么庸俗本身，莫非也是一种庸俗么？
我完成着一个普通的——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大学生所应该完成的一切。然而内心里却好像有一种疑惑。而对于我的疑惑本身，又是一个疑惑。就这样，我看完了整个美展。我远远地欣赏每个作品，却不让某个作品真正征服我。一个秀美的女孩子的面影，她的头发上的散乱的光点是多么迷人！像天使……然而，到哪里找这样的女孩子呢？她不爱哭吗？也不爱吃零食吗？她不小性儿、爱生气甚至嫉妒人吗？一座把天堑变成通途的桥，然而桥的形状并不符合力学、建筑学的原理，然而，又怎么能要求画家获得了桥梁工程系的毕业证书再画桥呢？一个可爱的熊猫，它只能吃嫩竹子叶，它难道是中国的象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民，惊心动魄的皱纹啊，它画得虽好，也只能是昨天，也许是前天的表征，而我们要求的是今天和明天。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公鸡，它迈着正步，好像是鸡近卫军的司令官，好像在带领它的部队参加阅兵分列式，它的庄严，正是滑稽。江南水乡的烟花三月，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又是”和“依然”，这四个字加在一起便是寂寞和单调的重负。海边的渔帆，海鸥在成群结队地飞，礁石上激起了雪白的流花，浪花沉寂下去又沸腾起来了，礁石莫为所动。一个古代的石匠，匍伏着膜拜他自己凿雕出来的巨大的石兽，这幅画的题目叫做《永恒》，永恒是什么，是一块巨大的、冰冷的、怪模怪样的石头么？
“挺有意思，挺好，”从美术展览会上走出来的时候，天开始放晴了，而且立刻就暖和了。金铃兴奋地说，“比过去进步多了，画家们都在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特别是那幅叫做《七月》的画，多么热烈，看啊看啊，你的心都发烫了！”
“你大概是喜欢画上那个妞克儿（女孩子）的大脚丫子吧？瞧那脚丫子，就像一艘船！”蚂蚱打趣说。
“真庸俗！”金铃转过了脸，表示不屑与这种俗人攀谈，他不由自主地又哼哼起“青春啊青春”来了，忽然又想起了什么，看了我一眼。
“我不明白，为什么提到脚丫子就庸俗呢？我们没有脚丫子能行吗？那么说，澡堂子里修脚的人就是世界上最庸俗的人了？那么，要是我们得了脚鸡眼，可找谁去呢？”
蚂蚱总是喜欢抬杠，他的思想活跃而没有条理。金铃干脆离开他远一点，他声明，欣赏美术作品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欣赏之后讨论脚鸡眼。长江和解地买了六根冰棍儿，说是他要请客，大家都很兴奋，但是掏钱的时候他摸了半天口袋只掏出了两角七分钱，不足的三分钱是我给他补上的。路边有两个骑车的人扶着车站在那里直着脖子吵嘴，不知道是谁骑车时挂了另一个人的自行车前轱辘。有一个黑不溜秋的土帽儿戴着没有撕掉商标的蛤蟆镜走来，他穿的喇叭裤不伦不类，还提着一个半大不小的单喇叭录音机，放送着转录了八十遍的嘈杂而又嗲声嗲气的歌曲。邵夫子批评美术展览上没有什么有分量的作品，我问他什么叫做分量，难道美术作品可以用斤称？金铃问锦红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出现毕加索，锦红回答中国虽然没有毕加索但可能有金加索、邵加索。长江说看完美展觉得咱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确实是挺可爱的。蚂蚱继续钻研脚鸡眼的问题，并联系着提出来最近风行一时的一篇小说：女主人公在赏红叶的时候男主人公告诉女主人公，二十米以外有人卖黄花鱼，这证明女主人公是多么高雅而男主人公是多么庸俗。立刻人们分成了几派，金铃坚持，无论如何，当一个人正在兴致勃勃地欣赏秋天的红叶的时候与她讨论黄花鱼的问题是做了一件蠢事。邵夫子认为，如果在赏秋二十五分钟以后再买二斤黄花鱼，那么秋日就会更加美妙，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条件，男主人公的最大错误是手表走快了二十五分钟。我心想，如果二十五分钟以后黄花鱼卖完了呢？蚂蚱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女主人公自己吃不吃黄花鱼？如果她一向不吃黄花鱼，应该到医院里去检查肠胃。如果她同样吧唧着嘴吃鱼，她就无权责备别人关心吃鱼。长江补充说，何况目前黄花鱼供不应求，如果是他在赏红叶而他的爱人告诉他那边有卖黄花鱼的，他会先去排队买上黄花鱼再回来观看红叶不迟。
他们问我的观点，我想不清楚。我在想如果是契诃夫，他将怎么样对待黄花鱼呢？他不会愿意亲自排队去买黄花鱼的，但他的瘦弱的多病的身体却需要动物蛋白质的补充。他看不起醋栗和牡蛎，但是他仍然同情厨娘，他终归也会多少吃过一些醋栗、牡蛎、黄花鱼吧？他也需要别人去替他捞黄花鱼，买黄花鱼，煎黄花鱼的。至于我的爸爸，他会毫不犹豫地先撂下红叶，而去买黄花鱼的，和那篇小说的男主人公一样，幸好我的妈妈和那篇小说的女主人公不一样，否则他们老两口不是要打离婚吗？至于我自己，我爱红叶，我不希望我在看红叶时受到黄花鱼的干扰，但我希望在食堂或者家里的饭桌上，隔长补短地有干烧黄花鱼出现。
人们问锦红，锦红一笑，她说：“我们还没有条件不为黄花鱼操心啊！然而，你们果真以为那两位小说中的人物感情破裂是因为黄花鱼吗？不，不是因为黄花鱼而感情不好，而是因为感情不好才讨厌黄花鱼。黄花鱼是代人受过嘛，而感情是勉强不得的。哪怕你批评这种感情也罢。”
大家觉得锦红的总结比较深刻，便住了嘴，蚂蚱又开始计算距离下午开饭还有多少时多少分。锦红突然对我说：“对于你，我太失望了！”
“什么？”我不明白，而且吓了一跳。
“你就没有看到那我最想让你看的东西吗？”
“我首先是为了你，才招呼你们大伙儿来看美展的啊？”
“什么？”
“那个石雕，你父亲的。”
“什么？”
于是她告诉我，那里陈列着我父亲的新作，四件石雕，有马、鲸鱼和狮子，而其中最好的一件叫做《猫头鹰》。石头的线条非常简单朴素，从远远看像立着一块大白薯。猫头鹰的眼睛是凹进去的，是两个半圆形的坑。坑壁光滑，明亮，润泽，仍然充满了生机和希望。然而，坑是太深、太深了！那简直是两个湖，两个海！那可以装下整个的历史，整个的世界。她说：
“他把他们那一代人的悲哀和快乐，渺小与崇高，经验和智慧，光荣和耻辱……还有其他的一切的一切，全装进去了。”
她问：“你竟然根本没有在意？你竟然根本没有看到？”
是这样的吗？我的脸上好像挨了一记耳光，火烫火烫。父亲说过，他要搞雕刻了，他还说让我帮他去拉石头，我没答应。
我说：“我没想到……我觉得他，他可是真的有点庸俗，有点渺小啊！”
锦红责备地摇着头，摇着头。“不，”她说，“你不了解他。也许他根本不是你看到的、你说起的那样。也许，他在创作里灌注了太多的想象和激情，日常生活里就显得疲劳、恍惚？有这样的事。我也曾经对许多比我们年长的人失望过。然而到头来……”
到头来，到头来我没有看见我父亲的新作！一个叫锦红佩服得不得了的新作，我有眼无珠！我好像有这么一点印象啊。好像展览会的角落摆着几块普普通通的石头，我好像想走近去看一看，不知为什么却错了过去，就像瞎子一样地错过去了。
“不，我要回去看去……”我说。
“别发神经，下午有下午要做的功课。”锦红阻止住我。
下礼拜日我该回家一趟了，我要和父亲好好地谈一谈。如果他不是忙于排队买豆腐，如果他不陷入和妈妈的无聊的纠纷。我要从猫头鹰的深眼窝说起。我要探寻这湖水的深处，而不是只看到表现的泡沫和涟漪。即使他时时忙于买豆腐和时时陷于和妈妈拌嘴也罢，即使他曾经在颧骨上画耳朵和提着一瓶子酒送给队长，他毕竟曾经找到过如今又找到了他在生活中的位置，正像他给我的诗里所说，他有属于他的明亮的星星。而我呢？
世界上能有几个爸爸叫儿子佩服呢？我们惯常以为，我们的爸爸是可怜的，守旧的，胆小的，白白地操劳的，啰哩啰嗦的，世故庸俗而又无可奈何的。总之，我们的爸爸多半是一些已经或者即将被时代、被潮流、被生活所超越、所抛弃的人。我们以为，他们的脑子里装满了往事，老经验，老处方，老牢骚，亡故的亲朋故旧名单，存款单据号码，补酒配方……他们还能吸收什么新东西吗？他们还能理解我们的像春天的雏燕，像折了翅膀的小鹰，像被大风吹来吹去的蒲公英，像刚刚浇过粪稀的萝卜缨，像奔腾泻下的瀑布，像在乱石里转弯的流水，像凌晨四点钟顶着鲜红的肉冠子打鸣的雄鸡，像正在脱毛的光秃秃的小鸡，像在天空爆响的二踢脚，像又冒烟又嗞拉嗞拉地响的湿柴上的火苗子，像含苞欲放的鲜花，像被虫子咬得缺了瓣儿的花朵一样的青春吗？